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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也是毛泽东研究专家。和他著名的《庐山会议实录》一样，本书也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主要讲述了作者亲历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运动的过程。

土地改革是二十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重要的事件之一。作家廖亦武从2005年年底起，断断续续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土改幸存者采访录《最后的地主》。正如作者说："根据被访人肉体及精神的衰弱程度，我估计再过五、六年，作为亲历者口述的土改历史将彻底无迹可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从1968年到1980年间，先后有1700中国城市青年被遣送到农村。这是一场有组织的人口迁移，也是一场彻底的政治运动，被命名为“上山下乡运动”。这是史无前例的。这场运动对整整一代中国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打乱了他们的生活秩序，使他们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也影响到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法国汉学家潘鸣啸的这本书，揭示了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也探讨了这场运动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上的深刻印记，以及它所处的历史位置。

作者李志绥曾担任毛泽东的医疗小组组长，以及解放军三〇五医院的首任院长。该书是他撰写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李志绥从1954年作为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开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的资料，历时22年。在他笔下，毛泽东的私生活极为荒唐。该书还涉及中共一些人事斗争的方方面面。此书在台湾出版后，被大陆全面封禁。 该书原稿为英文，由前底特律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戴鸿超翻译成英文，由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作序，石文安（Anne F. Thurston）为助理编辑，1994年由蓝灯书屋出版英文版。后在廖书珊的协助下翻译成中文，1994年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李志绥在此书出版半年后的1995年2月于美国去世。

作者唐德刚是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擅长口述历史。后半生定居美国，先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在历史学方面，提出【历史三峡论】，将四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民治”三大阶段。此书原名《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在大陆发行时改用《新中国三十年》。

发生在1960年代的中国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饥荒。从1958年至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饿死了三千六百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四千万上下，饿死人数加上饥饿而少出生人数共计七千多万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灾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巨灾，也是人类当代史中最为惨痛的空前大悲剧。这是一场天灾还是由“人祸”造成的呢？官方对此有意掩盖，竭力淡化，禁止与此有关的公开讨论与表达。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亲身经历了父亲在大饥荒中的死亡，此后呕心沥血，穷数年之功，跑遍了当年灾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亲自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覆查证，以史笔之心与新闻记者的良知，数易其稿，真实地再现了这段惨绝人寰的人间痛史，并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条分缕析造成这场大饥馑的主因正是极权体制。这是一本承载了许许多多中国普通人的集体记忆之书，是为那三千六百多万受难者所立下的墓碑。 本书由香港天地图书出版。英文版《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由美国作家Stacy Mosher 翻译。

本书作者王凌云女士是“六四”学生领袖王丹的母亲。她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在天安门旁边的国家博物馆工作数十年。这部回忆录于2021年在台湾出版，作者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诸多重大事件，包括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 此处为本书购买链接： https://www.eslite.com/product/1001273162681985770003

川西平原历来被称为天府之国，但却成为导致1959-1961年大饥荒的经济政策的焦点地区。四川省同样也是大跃进、大饥荒的重灾区，是全国饿死人数最多、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书名取自毛泽东时代一首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1958年3月，中共在成都附近的金牛坝招待所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曾视察附近郫县的红光社，有两首歌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时刻而写——一首是“红光社开红花”，另一首就是“麦苗青菜花黄”。 本书作者东夫（原名王东渝）出生于川西平原的温江。他的父亲是一名中共老干部，早先是地下党员，后来负责经济政策。东夫在四川大跃进期间度过青年时期，当过兵，亲眼目睹了大饥荒。文革期间，他参军入伍，在《成都军区战旗报》担任记者。 大学毕业后，他开始着手研究这部历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利用父亲的人脉关系，采访了很多认识他父亲而且信任他的退休官员。许多人后来都去世了，这使得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得益于他父亲和他本人与该地区的联系，为了写作本书，他还从当地历史档案中收集到大量材料。 本书于 2008 年大饥荒开始 50 周年之际由香港田园书屋出版（有些历史学家将大饥荒的时间定为 1958-1962 年，有些则定为 1959-1961 年）。与杨继绳的《墓碑》或冯客（Frank Dikötter）的《毛泽东的大饥荒》等关于大饥荒的宏观论述不同，东夫的著作不是一部学术性的宏观历史，而是对一个地区的饥荒进行个案研究，以此来揭示那个时代。通过聚焦成都周边的西部平原，作者证明了毛泽东的政策如何破坏了农业生活——即使这个地区是历史上的富饶之地，在正常时期是中国的粮仓。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写作风格。理论家胡平在 2009 年评论此书时指出(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shuwenpingjian/huping-05062009153055.html)，1979 年，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在中国出版，震动了中国的历史写作——这是一部书写生动的1932年至1972年间的美国历史，展示了历史书写可以是迷人的。胡平认为，东夫的作品颇有《光荣与梦想》的风格：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以全景式的、灵巧的笔法讲述了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历史。东夫将高层斗争与普通人的观点以及社会和文化历史交织在一起，他从档案中挖掘出一些颇有说服力的细节，如人们向政府提出的申诉、他们为表达痛苦而创作的诙谐顺口溜以及民间习俗。大约同一时期，胡平也在这一地区长大，他写道： “大跃进那几年，我正在成都上小学上初中，读东夫这本书的有关章节，感到异常亲切，许许多多当年的人和事都生动地浮现于眼前。 这种感受是我读其他写大跃进时期的书──不管是理论书、历史书，乃至文学书──都不曾有过的。”

公元八世纪前后，藏传佛教创始人莲花生大士曾预言："当铁鸟在天上飞，铁马在地上跑时，藏族人将像蚂蚁一样分散到世界各地，佛法将传入红人的土地。" 1000多年后的20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驾着 "铁鸟 "横空出世，骑着 "铁马 "驰骋高原。那么，在1956至1962年，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官方史料秘而不宣，民间口述残缺不全。本书作者李江琳走访数百位西藏老人，并收集各类史料，试图还原这段历史。 本书2012年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

本书于2004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邢同义，曾任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酒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夹边沟农场是位于甘肃省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个农场，距离酒泉市东北约30公里。1957年这里成为一个劳教农场，在1961年10月被取缔之前，这里曾关押三千多名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正值大饥荒时期，大多数在农场劳教的右派知识分子因饥饿以及超强负荷的劳动而死亡。这一事件被称为夹边沟事件。夹边沟也成为关押被迫害知识分子的集中营的象征。 作者邢同义出生于甘肃天水。他自述在年少时目睹一位姓郭的邻居被打成右派，并被送往夹边沟劳教，1961年传来这位邻居在夹边沟饿死的噩耗。他自己在天水市一中上学时，数学老师就是从夹边沟幸存的基督徒李景沆。邢同义后来长期担任甘肃广播电台的记者、副台长，并于1996年到酒泉工作。在那以后，他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到夹边沟以及周边的一些右派劳改农场，通过查阅大量史料，走访几十位曾经在夹边沟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或者是这些右派的子女，花八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反映右派遭遇的书。 与杨显惠用小说的笔法去描述夹边沟不同，邢同义的叙述以当事人访问以及一手历史资料的引用构成。据邢同义讲述，他参考的史料有夹边沟农场的《计划任务书》、《甘肃日报》1957年的反右报道等。除了访问夹边沟幸存者或他们的子女，他还找到了当时被劳教的2000多名右派当中，以抗拒劳教罪被酒泉县检察院起诉的40多名劳教者的资料。书发表之后，还有人陆续给他提供史料，比如死亡通知书、死难者的日记等。 当年夹边沟到底有多少名劳教分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邢同义采访了数十人，查阅了近十份资料，还找到了当年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生产股长罗增福，当时唯一在世的农场管理干部。根据罗增福提供的资料，邢同义研究得出结论，当年夹边沟农场总共有2800名左右的劳教人员，其中右派分子2500名左右，这一数字被认为是比较准确的。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1991年，并曾于1993年和1995年两次修订再版，第三次修订版于2007年由香港的开放杂志社出版。书中全面收集了有关反右运动的资料，调查访问了大量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及其亲友，完整记录了反右运动经过，并分析论述了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关于被划作“右派”的数目，中共当局的统计限于55万人,丁抒分析指出,在反右运动中，被扣上与”右派”相关各类帽子的人，大约有12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