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由微信公众号“我们与平权”发布的《我们的故事》系列的第四辑，汇编了20个疫情亲历者的口述故事和该辑作者乔伊林的个人自述。编者希望借此“记录下普通人的历史，对抗这些本不该有的遗忘，呈现大家真实的经历、感受和声音，帮助我们记住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这本集子中的受访者身份较为多元，包括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民族、身心残障情况、性取向、婚育状况和流动情况。这些受访者分享了自己在疫情期间的记忆，包括因断粮风险而感受到生命威胁、抑郁症人士因封控而被迫停药、留学生回国艰难、听障者生活充满不便、新冠康复者饱受歧视等等。虽让主要讲述的是疫情期间的经历和感受，但很多受访者补充了更长期的个人历史，对于读者理解期在疫情中的处境提供了一些背景信息。 除了个人口述，“我们与平权”还于微信发布了“女性心理健康调查问卷”，其中一共有 44 个问题，包括受访者的基本信息，以及疫情三年中的个人流动情况和归属感，居住情况和照护/家务工作承担情况，睡眠、心情和精神状况，对新冠的态度和相关经历（如隔离、封控、亲人患病或去世）的感受以及对官方政策的态度。该问卷一共获得 453 份有效回复，“我们与平权”根据收集到的回复，整理出中英双语的数据分析报告。 ​​“我们与平权”微信公众号是一个发起于2016年11月的草根项目，该公众号每周推送一篇原创文章，基于社会性别视角分享个人故事和观点，推荐影视作品与书籍；每两周举办一次线下活动就特定性别话题进行深入讨论，以期使更多人了解日常生活中的性别问题，并结成社群解决问题。

2018 年元旦，北航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率先打破中国一直以来在性骚扰议题上的沉默，米兔之火从高校燎原到其它行业。米兔现象激起中文社会前所未有的大讨论，女权主义、性骚扰议题罕见地引起广泛关注，一时间各种诉说、评论、研究，和呼吁倡导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中国米兔志》是一份对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间性骚扰相关文章的民间档案汇编。这份档案体量巨大，共2500多页，分为三大卷：《中国米兔从高校开始》，卷二《中国米兔在各界》，卷三《中国米兔大讨论》。第一卷和第二卷由一个个单独的米兔事件构成，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卷三《中国米兔大讨论》是综合卷，收录内容大致可以分为综述概况类、调查报告类、米兔故事类、社会行动类、机制倡议类、工具贴士类等等。米兔运动期间，有不少公共知识分子提出质疑，将米兔比喻成“大鸣大放大字报”，并认为米兔可能导致冤假错案泛滥，引发激烈论争，该档案也收录了多篇相关讨论文章。 在言论自由和社会运动面对严酷打压的背景下，这份档案的汇编过程本身也成为反抗的一部分。编辑团队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面对大量文章被删除和用图片形式发布的挑战，花费大量时间和人力寻找、拼接信息残片和转录图文。集中、深入阅读这么多的伤痛披露——包括被侵害、恢复或维权过程中的艰难，对于编辑来说也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但与此同时，米兔也是一个集体疗愈的过程，拥有共同经验的女性在这个过程中互相看见彼此，意识到性暴力背后的结构性根源，并获得继续前行和推动改变的力量。最后，汇编过程中编辑团队也参考了很多其他网站的备份和素材，这也让我们看到，对于历史记忆的抢救与保存是一项需要众多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工作。 该档案来自<a href=”https://chinesefeminism.org/”>“女权学论”网站</a>。

自2012年起，中国社会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女权主义行动者，被称为“青年女权行动派”。这批行动者多采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在公共场合公开地表达性别平等诉求，会主动介入时事热点事件，吸引媒体关注，同时积极问责政府机构和企业，教育和联结大众，以推动性别平等议程。这些大众化的直接行动在中国紧缩的政治环境中开创出新的活动空间。 这篇文章详细梳理了2012-2019年这些行动者发起的倡导行动。这些行动涉及众多性别议题，包括但不限于反性侵害\性骚扰、反性别暴力、就业入学性别平等、反性别污名与刻板印象、反禁言与公权力压迫、婚姻自主、女同权益、反身体污名、公共空间性别平等。这些行动不仅提升了大众的性别平等意识，也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很多性别平等立法和政策的出台。 2015年，五名青年女权行动者因计划在三八妇女节举行反公交车性骚扰的宣传而被捕并遭刑事拘留37天。此后，青年女权行动者几乎完全失去了街头的活动空间。但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女权行动并未消失，而是继续以各种方式开展和延续，包括创造性地使用社交媒体，以及组织跨国声援和行动。 作者在文章中说：“青年女权行动派不应该就此被公众淡忘，尤其是在近两年审查机制变本加厉的环境中，公民社会几近瓦解，民间发声极为困难，国内社交媒体虽然呈现出泛女权话语流行的现象，但女权主义却被严重去政治化，女权主义者也普遍遭受着边缘化和污名化的打击，她们的声音在封号和禁言中不断消失。因此，重新整理和再现青年女权行动派的事迹，并普及本土女权运动的相关知识显得尤为重要。要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新一代女权主义者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贡献，以及她们所推动的重要性别议题……” 文章中还有附有大量图片、视频和其他资源链接，为读者进一步阅读提供参考。

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2月1日，张展从上海坐火车前往武汉。从那时起直到她于5月14日被上海警方跨省抓捕，张展一直在疫情前线持续通过视频记录武汉的情况。2月7日，她在YouTube上开通实名频道，发布第一个视频“关于言论自由权利的声张”，悼念李文亮，声援同样因为在武汉报道疫情而被带走的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方斌。她在视频中说：“如果中国公民依然没有言论自由权利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是李文亮。”这一天，张展收到上海国保电话，威胁她如继续在网上发声就将她隔离，但她并未屈服。截至她被抓，张展在<a href=”https://www.youtube.com/@%E5%BC%A0%E5%B1%95-y3p/featured”>她的YouTube频道</a>上共发布了122个视频。视频中，她在人人自危的疫情高峰期，奔走于武汉的各个角落，记录空无一人的街道、深夜殡仪馆焚烧炉的轰鸣、病人无处求医的绝望、社区封闭管理的蛮横以及当局防疫政策的混乱与虚伪。这些视频向世界展示了武汉在疫情爆发初期的真实图景，也是历史的珍贵记录。

独立导演老虎庙2010年开始拍摄此片，并于2012年完成，随后又作了修改。本片采访了林昭生前恋人甘粹，以及钱理群、崔卫平等多位独立学者，是对林昭记忆的有力补充。本片曾入围2012年阳光华语纪录片奖20佳。

这本纪录片讲述了林昭的一生。林昭在50年代末被定为右派，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处决。在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之前，林昭是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50年代初，作为北京大学的明星学生，她展现出了写作和演讲的天赋。然而，1957年百花运动期间，她批评了政府，并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尽管政府试图防止她发表意见，林昭仍然继续公开演讲和写作，出版了地下学生创办的期刊《星火》。 1960年，她被捕，并在监狱中度过了余生。尽管监狱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她在狱中仍继续写作，有时甚至用自己的鲜血撰写诗集。 1968年，36岁的她被行刑队处决。 在这部纪录片中，胡杰展示了林昭现存的写作和诗歌。这些文章包含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以及对劳工和土地改革相关政策问题的评论。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胡杰还前往中国各地采访林昭的朋友和同事。他们见证了她作为学生、知识分子、或囚犯的经历。这部纪录片收录了他们的采访节选。通过这些面试，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林昭的性格和动机。 直到90年代，林昭几乎成为一个被遗忘的人物。这部纪录片促进了世界对林昭的了解。林昭的悲惨一生和遗产值得进一步考察，以加深我们对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女权活动家和思想者之一，艾晓明接受了密西根大学Global Feminisms Project的访谈。在这篇访谈中，艾晓明讲述了自己的成长过程，以及对中国女权发展现状的认识以及展望。

林昭原名彭令昭，苏州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1957年被划为“右派”，因卷入地下杂志《星火》一案，1960年10月被捕入狱。1962年初保外就医，同年12月再次被捕入狱。1965年林昭被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被改判为死刑，当天执行，逝世时年仅36岁。此书是纪念林昭的文章合集，汇总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国族的作家、学者、普通公民写就的纪念林昭的六十多篇文章。

艾晓明是一位武汉电影制片人及妇女和公共问题学者。这本日记记录了艾晓明在新冠疫情初期（2020年2月至3月）的生活。在这些日记中，艾晓明分享了她（以及众多中国人民）面临的挑战，以及她对社会与政府的希望和疑问。该作品在些中文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但还没有正式出版。 全部日记可于此处阅读：https://matters.town/a/rl6kp9jqhtje。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一批来自兰州大学的学生也被送到甘肃的武山和天水农村，在那里，他们目睹了共产党大跃进政策导致的大规模饥荒。出于对当局作为的震惊和愤怒，这些学生联合起来出版了一份地下杂志《星火》，揭露大饥荒实情、批判当局的专制独裁。《星火》第一期于1960 年出版，包括九篇文章和一首长诗，揭示了大饥荒惨剧的根源所在，并呼吁人们“放弃幻想，准备战斗”。但当首期《星火》还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时，许多参与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当地人就遭到当局逮捕。《星火》一些主要成员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被处决，其他关键人物也都被判处重刑。 导演胡杰在拍《寻找林昭的灵魂》的时候听说了《星火》杂志，于是开始寻找相关资料。由于影像资料的稀缺，胡杰参考了很多档案。对此，胡杰在一次<a href="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50625/cc25hujie/">采访</a>中说道：“死人不能说话，但有关他们的记录至少可以讲述一些故事。我觉得文字档案有很强的说服力。纪录片必须具有艺术性，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是真实的。当然，对纪录片来说，能有影像资料再好不过，但是拍摄大饥荒的纪录片不可能有影像资料。” 在这部纪录片中，导演胡杰赴武山、天水、兰州等地采访了幸存的《星火》成员、受难成员家属、以及当地农民等。受访者的讲述与《星火》中的文字穿插出现，观众由此得以了解当年这批学生为何决定创办《星火》、作者群的思想来源，以及他们如何在残酷暴政的威胁下通过行动传播自由与民主的思想火种。 该片曾获2014年台湾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华语纪录片评审团特别奖、亚洲竞赛单元优秀奖，以及北京独立电影节独立精神奖。

2003年被称为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元年，它以广州的孙志刚事件为标志。与此同时，发生了为湖南女教师黄静争取法律公正的运动，它是以受害人家人、网民、女权主义学者和活动家为主体的，并且延续了数年时间。本片记录了黄静案从立案到判决后的讨论过程，并分析针对妇女的性暴力活动。

河南省贫困乡村的许多农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该纪录片深入这些艾滋病人中，描述他们如何面对生活，官员怎样应对这些情况，以及志愿者如何协助染病的村民。导演进入中原若干艾滋病高发村采访，倾听农民诉说当年“血浆经济”兴起的历史背景，呈现因献血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家庭，尤其是妇女儿童的生存状况，并记录民间组织在基层的形成和努力。

王荔蕻退休后履行公民责任，从关心中国的女权问题开始走上维权之路。她为福建三网民事件曾连续九天每天给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写一封信，呼吁当局放他们回家过年。为此于2011 年 3 月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其案于 8 月 12 日由北京朝阳区人法院开庭审理；在将近一个月后的 9 月 9 日，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判处王荔蕻有期徒刑 9 个月。

《阴道独白》是美国女作家伊娃·恩斯勒创作的女性主义先锋戏剧。2003年中国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的师生改编了该剧，在创作中加入中国妇女性别经验的艺术诠释。改编剧在广东省美术馆进行了首场演出。这部纪录片记录了中国各地政府对该剧的态度，以及女性们对该剧的理解及其与个人经验的连接，也凸显了当下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态。

1970年1月27日，北京一所幼儿园的清洁工王佩英，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公审大会上被宣判，然后和另外十几名政治犯一起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由于王佩英宁死不屈，在刑车上呼喊口号而被勒死在刑车中。四十年后，她的女儿可心，带着疑问，开始寻访母亲的故事。通过母亲的同事、难友和专案组等人员的讲述，渐次发现了母亲“现行反革命”的经历。王佩英为了守护良知，选择站出来捍卫尊严与自由说出真相，而甘愿经受残暴酷刑的折磨。纪录片反映了文革的残酷，以及对人的摧残。

该影片记录了河北邢台农村妇女刘显红打官司的故事。她因在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毒，决定公开身份、起诉医院，历经艰险终于获取赔偿。以她的经历为主要线索，影片通过几个家庭的遭遇和感染者成立"关爱"小组集体维权的努力，呈现出在基层农村涌动的公民权利意识。由于社会关怀、媒体介入和法律援助，政府也转变了态度，并出台了改善感染者处境的政策。

17岁就被拐卖到山东平原的云南彝族少女罗小佳，被迫嫁给了当地一个年轻的农民。本片纪录了她在陌生的山东农村的家庭生活，以及她对家乡的思念。在到山东的第十个年头，她终于争取到回家的机会。经过4000公里的旅程，她回到了故乡云南，看到了日夜思念的母亲，却陷入了矛盾之中，带着母亲为她唱的山歌，她又返回了山东。本片反映了中国被拐卖妇女悲伤的命运，以及这些悲剧后的社会心理。

1959年，大饥荒正在全国蔓延。一批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天水农村的兰州大学学生见证了这一历史，目睹了饿殍遍地、同类相食的悲剧。在历史系学生张春元的带领下，一些学生一起创办了地下杂志《星火》，希望人们意识到这场浩劫的根源所在，“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学生们用当地一个老砖瓦厂留下的一台油印机，自己刻钢板，如此刊印出《星火》首期。 《星火》第一期共三十多页，包括九篇文章和林昭的一首长诗。作者们通过讲述和分析他们所目睹之农村现实，反驳当局将大饥荒归咎于苏联逼债和自然灾害，强调大饥荒的真正原因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对其他阶层的人民进行欺压、掠夺和奴役”。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用宙斯喻指毛泽东及其专制，赞颂盗取自由火种的人们。学者艾晓明<a href="http://www.sanxiatansuo.com/index.html?index=view&vid=10821">如此描述</a>《星火》作者群的思想来源：“在原则上，星火撰稿者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仰；而到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去寻找批判现实的理论依据，这是当时以及后来许多民间思想者的路径。不同之处在于，向承鉴他们更多地吸取了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并从反右之后传开来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中得到启发。后者的反教条主义和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探索，给了这群青年新的思想力量。” 学生们计划将杂志寄给各省市的领导人，以警醒当权者纠正自己的错误。1960年9月30日，当首期《星火》还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时，武山、天水的参与学生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十名认识和支持他们的当地农民。参与者中，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后被执行死刑；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因与这些学生有过交流，被判刑五年，后被处决；林昭被拘留于北京，后也被处决。其他关键人物如顾雁、谭蝉雪、向承鉴等则都被判处重刑。 90年代以来，为了重新恢复这段历史记忆，谭蝉雪投入大量心血搜集相关资料。她曾奔波于兰州、天水一带，为了寻找当时的案卷。在多次尝试与碰壁之后，终于在武山县法院找到被当作“星火反革命集团”案罪证来保管的《星火》原稿和其他资料。 我们希望寻找志愿者协助将《星火》翻译成英文。如果您有兴趣，请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