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资料库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数位资料库”的一部分。该所“妇女与性别研究群”从世界各地图书馆收集近代中国妇女书籍与报刊，并将其数字化，建成包含214种期刊、约11万个条目的“近代妇女期刊资料库”，于2015年底开放外界申请使用。 1919年及之后的几年，中国女权运动高涨，因此也出现了很多妇女杂志，其中很多都由妇女来管理。该资料库收集的期刊发行时间大多在1907-1949年之间，也有部分1949年后出版的刊物；有综合性刊物，也有聚焦于妇女运动、家庭、健康、就业等的刊物；近四分之一的刊物发行地为上海，其次是北京、广州和南京。从资料库目录的刊物实际出版年份可以看出，大部分妇女杂志的持续时间较短，在1-5年之间。通过该资料库，读者可以对近代中国妇女史、运动史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除了浏览期刊和检索内容，用户还可以进行作者研究和期刊分析。在作者研究栏目下，用户可以阅读作者传记，还可以看到特定作者的文章数量，及其家庭社会关系的网状图。期刊研究栏目下，用户可以通过关键词、年代和文章类别等绘制网状图，为特定年代或者议题提供更加立体、全面的信息。 资料库链接：https://mhdb.mh.sinica.edu.tw/magazine/web/acwp_index.php。 感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授权民间档案馆转载。

近代妇女传记资料库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数位资料库”的一部分。该资料库的目标是为近代在中国妇女建立传记资料，以平等目前近代传记人物以男性为主的倾向。资料库包括1848名近代中国妇女的传记，其中少数人物并非中国人，但因曾在中国和台湾大学任教也被收录其中。 除了浏览和检索人物传记，该资料库还提供两个附加功能：1.“传记串连”：用户可以选择多个人物，生成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图；2. “籍贯分布”：通过地图呈现人物的籍贯和年代分布，用户可以点选地图上的标记阅读人物传记。通过对人物信息进行结构化和视觉化处理及呈现，用户可以概览近代妇女群体结构、组织网络，以及女性论述的发展脉络。 资料库链接：https://mhdb.mh.sinica.edu.tw/women_bio/index.php，该资料库的内容对公众开放，用户可自行下载。感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授权民间档案馆转载。

《妇女杂志》于1915年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刊，是一份面向女性发行的综合性大型杂志，每月发行，1932年因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而停刊。该杂志发行地区包括国内各大城市及海外的新加坡等地。在近代中国，无论从存续期间、发行区域、发行量，或是读者群和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该杂志都是其他面向女性的刊物难以比拟的，《妇女杂志》一度成为宣传女权主义话语的有影响力的论坛。 该杂志刊行期间跨越五四、国民革命期等重要历史时期，读者可以从中看出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潮如何影响该刊物的定位和风格。虽然是妇女杂志，但杂志主编和大部分文章的作者都是男性。 根据密西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及历史学荣休教授王政的分析，《妇女杂志》创刊初期偏向保守，虽然提倡女子教育，目标确是要把妇女培养成贤妻良母。在新文化主义和五四学生运动的影响下，杂志被迫作出改革，开始刊登关于妇女解放的争论，也开始更多地呼吁妇女投稿，传播自由女权主义思想，支持全国各地的妇女运动。1923年，国民革命运动开始后，中共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话语对自由女权主义构成挑战，杂志影响力式微。1925年9月，《妇女杂志》再次更换主编，将重心转向培养妇女艺术品味，杂志不再是一份前沿女权主义刊物。 尽管《妇女杂志》由男性主办，其中也存在男性对于妇女的鄙夷和歧视，但其指出和讨论了阻碍 妇女取得社会进步的诸多问题，例如教育、职业、经济独立、婚姻恋爱自由、新的性道德、家庭改革、解放奴婢、废除童养媳制度、废除娼妓、避孕节育等，对于妇女运动和各种思潮和观点也基本持开放态度，都予以刊登 ，对于妇女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是珍贵的史料。 为了为学界提供更丰富的研究资料和更有效的研究工具，东京大学教授村田雄二郎于2000年与其他几位来自日本、台湾、中国和韩国有志于妇女史研究的同仁一起成立了《妇女杂志》研究会。研究会的两大目标是制作《妇女杂志》全十七卷总目录， 以及召集各地学者对《妇女杂志》进行综合性研究。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协助下，该杂志被制作成线上资料库，存储于中研院近史所的近代史数位资料库网站，公众可直接访问。 资料库链接：https://mhdb.mh.sinica.edu.tw/fnzz/index.php。感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授权民间档案馆转载。

王伊蔚（1905-1993），曾用化名王耐一，福建闽侯人。王伊蔚曾就读于由美国教会兴办、以向中国妇女传播基督教义为宗旨的上海女子中学（今上海第三女子中学），但因不接受学校大部分学生来自权贵家庭以及西化教学，转为自学完成初中学业，考取由国民革命军将军冯玉祥领导的中国第一个男女合校，今是中学。毕业后，王伊蔚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半年后，听说复旦大学新闻系开始接受女学生，立志做中国第一代女新闻工作者的她遂转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 1932年毕业后，应复旦同学邀请，王伊蔚担任《晨报》妇女栏外勤记者，专门采访妇女界知名人士，因此得以并采访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刘王立明。两人结识后，决定共同创办独立妇女刊物《女声》，鼓励妇女寻求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 办刊过程中，王伊蔚和刘王立明发生理念分歧。经多次商讨，1934年，《女声》杂志宣布独立，不再受中华妇女节制会资助。为了筹集经费，王伊蔚通过私人关系和《女声》的支持者网络，举行义演、义卖和寻求个人赞助。 由于其左倾立场及其对国民党政策的尖锐批评，该杂志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酷审查和打压。据王伊蔚自述，她从友人处听闻自己的“名字已上了工部局的黑名单”。1935年，杂志被迫停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伊蔚起先在邮政局工作，为了继续参与革命，辞职来到广东，受广东省政府妇女会文化部主任陆素英邀请，担任《广东妇女》的主编。不久后，省政府为躲避日军迁往广西，《广东妇女》也就此停刊。王伊蔚回到上海，在《大美周报》担任妇女栏编辑，自己撰写文章，鼓励妇女参加抗战。后因报社总编辑被日方暗杀，报纸停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王伊蔚组织《女声》复刊，继续担任主编。由于国民党的持续迫害，《女声》最终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于1947年停刊。王伊蔚做了一段时间家庭教师，1962年成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史馆是1949年后是中共设立的具有统战目的的荣誉性研究机构，用于安置解放前的党外知识分子。 根据密西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及历史学荣休教授王政对晚年王伊蔚的访谈，她曾坚定地信仰共产党的妇女思想，但解放后，她看到共产党言行不一，意识到共产党只不过利用了妇女运动。 更多关于《女声》的信息请参见：<a href="http://sites.lsa.umich.edu/wangzheng/wp-content/uploads/sites/948/2024/11/%E7%8E%8B%E4%BC%8A%E8%94%9A-%E6%88%91%E4%B8%8E%E3%80%8A%E5%A5%B3%E5%A3%B0%E3%80%8B-1987.pdf">王伊蔚《我与〈女声〉：向三八妇女节献礼》</a>（来源于密西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及历史学荣休教授王政的个人网站）。

《女声》于1932年10月创刊于上海，刊名意指“妇女大众的呼声”。《女声》是一本半月刊，以女声社名义发行，由时任记者王伊蔚和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刘王立明共同创立，办刊经费一部分来自妇女节制会，一部分由王伊蔚通过广告和亲自推销筹集。 《女声》在第一期发刊词中描述其使命为“为大众民族求解放，为大众妇女谋幸福”。刊物文章体裁包括时事短评、论著、文艺作品、读编探讨专栏，以及为读者提供信息和服务的读者信箱；内容涉猎广泛，包括很多关于妇女运动的理论文章，对妇女参政、婚姻、职业等问题的探讨，以及对劳动妇女情况和世界各地妇女生活的报导。虽然《女声》并不属于任何党派，但立场上认同社会主义、支持中共，认为民族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 因主编王伊蔚与社长刘王立明发生理念分歧，1934年，《女声》杂志宣布独立，不再受中华妇女节制会资助。由于其左倾立场及其对国民党政策的尖锐批评，该杂志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酷审查和打压，被迫于1935年停刊。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女声》于同年11月复刊，转为月刊。复刊后除了发行杂志，《女声》编辑部还召开过“女子参政问题”“女子教育问题”“抗战夫人问题”“知识妇女问题出路”等几个专题座谈会。《女声》还再度与刘王立明合作，并且改变编辑方针，决定全部刊用妇女作者的作品。主编王伊蔚表示，为了保持独立，杂志没有接受任何政治资助，经费多来自募捐、义卖等。由于国民党的持续迫害，刘王立明被迫逃亡到香港。最终，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女声》于1947年停刊。 《女声》杂志收录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b><a href="https://mhdb.mh.sinica.edu.tw/magazine/web/index.php">“近代妇女期刊资料库”</a>，用户可免费注册使用</b>。该网站收录了《女声》1932-1935年的期刊全文，但1945年复刊后的大部分材料散失，只收录了3期。感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授权民间档案馆转载。 更多关于《女声》的信息请参见：<a href="http://sites.lsa.umich.edu/wangzheng/wp-content/uploads/sites/948/2024/11/%E7%8E%8B%E4%BC%8A%E8%94%9A-%E6%88%91%E4%B8%8E%E3%80%8A%E5%A5%B3%E5%A3%B0%E3%80%8B-1987.pdf">王伊蔚：《我与〈女声〉：向三八妇女节献礼》</a>（来源于密西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及历史学荣休教授王政的个人网站）。 注：1942年抗战期间，在日方及汪政府资助下，另一本《女声》于上海创刊，与原《女声》杂志开本大小和编排方式相同，封面设计也十分类似。该杂志由日本左翼作家、女权主义者佐藤俊子（又名田村俊子、中文名左俊芝）主编，是上海沦陷区日伪政权统辖下出版的唯一妇女杂志，于1948年停刊。根据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涂晓华的研究，虽然该杂志长期以来被视为“汉奸”杂志，是日本的政治宣传工具，但由于佐藤俊子的国际主义立场，以及中共地下党员的参与，该杂志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传播左翼思想的平台。该杂志也收录于“近代妇女期刊资料库”。

《论言论自由》最初于1979年由民办刊物《沃土》发表。作者胡平在1980年11月北京大学竞选期间，将该文抄成大字报张贴并以油印形式作为竞选文件，《论言论自由》广泛流传于北京大学。该油印本由香港《七十年代》（后来的《九十年代》）在 1981 年第 3、4、5、6 期连载。1986 年，这篇长文第一次以铅印形式在大陆公诸于世，登在武汉的《青年论坛》1986 年 7 月号和 9 月号上。其后，北京的三联、广州的花城和湖南出版社都打算出单行本，但因反自由化运动兴起而未能实现。 《论言论自由》以启蒙性的语言解释了言论自由的意义，反驳了人们对言论自由的误解和曲解，并提出了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的途径。 本文档由作者提供，还包括了《论言论自由》发表后座谈会的内容，以及作者在2009年为日语版《言论自由与中国民主》写下的序言。

《政治中国》收集了截至90年代末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编者在后记中提到：“本书把近些年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如果说不是全部的话——差不多都收了进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及其水平。” 书中的文章涉及广泛的主题，从政治体制改革，到民主、法治、宪政、自由、权利、经济。虽然书中的文章在之前都独立发表，但是《政治中国》出版后不久就遭到官方封杀，今日中国出版社也很快在官方的压力下关闭。

本书作者向承鉴，“星火案”幸存者。（详细作者信息请见下方作者链接。）本书是向承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和思考。 （以下PDF附件分三部分。）

文革爆发时，杨小凯是长沙市一中的高中生，1968年1月12日他发表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系统性地提出了“极左派”红卫兵的主张，批判中国官僚特权阶层，主张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建立“中华人民公社”。据杨小凯回忆，当时由于父母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而被打倒，自己在学校里倍受歧视，无法加入红卫兵，就参加了造反派，反对血统论。后杨小凯因此文被判刑十年。杨小凯于2004年去世。本文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望。

独立导演老虎庙2010年开始拍摄此片，并于2012年完成，随后又作了修改。本片采访了林昭生前恋人甘粹，以及钱理群、崔卫平等多位独立学者，是对林昭记忆的有力补充。本片曾入围2012年阳光华语纪录片奖20佳。

中国人权活动家许志永博士，因为长期在中国倡导公民社会而两次入狱，2023年4月被中国政府判处有期徒刑14年。独立导演老虎庙在四年间跟踪拍摄许志永及其参与倡导的公民运动，拍摄从2009年许志永参与创办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被查封开始，到2014年许志永第一次入狱结束。2014年4月23日，老虎庙在个人YouTube频道上发布了纪录片《许志永》，记录了许志永的公民抗争史以及公盟的重大事件。

这是一部由电影制作人和女权学者艾晓明拍摄的史诗纪录片，共分五集。该片讲述了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者遇害惨案，并追踪了遇难者的后事处理。1957年反右运动后，有三千多人被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前后三年时间里 ，有两千多人死于虐待和饥饿，最后只有几百人生还。这部纪录片包含对少数幸存者的采访，并记录了后人为纪念死者所做出的努力。 导演采访了几位夹边沟幸存者和遇难者子女，听他们讲述往事；她还找到前管教人员及其后代，从不同角度了解劳改营和大饥荒的成因。这部电影由艾晓明和一群志愿者拍摄，呈现出记忆的保存和破坏之间的冲突。

这本纪录片讲述了林昭的一生。林昭在50年代末被定为右派，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处决。在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之前，林昭是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50年代初，作为北京大学的明星学生，她展现出了写作和演讲的天赋。然而，1957年百花运动期间，她批评了政府，并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尽管政府试图防止她发表意见，林昭仍然继续公开演讲和写作，出版了地下学生创办的期刊《星火》。 1960年，她被捕，并在监狱中度过了余生。尽管监狱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她在狱中仍继续写作，有时甚至用自己的鲜血撰写诗集。 1968年，36岁的她被行刑队处决。 在这部纪录片中，胡杰展示了林昭现存的写作和诗歌。这些文章包含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以及对劳工和土地改革相关政策问题的评论。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胡杰还前往中国各地采访林昭的朋友和同事。他们见证了她作为学生、知识分子、或囚犯的经历。这部纪录片收录了他们的采访节选。通过这些面试，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林昭的性格和动机。 直到90年代，林昭几乎成为一个被遗忘的人物。这部纪录片促进了世界对林昭的了解。林昭的悲惨一生和遗产值得进一步考察，以加深我们对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1959年，在辽宁省西部荒凉的凌源地区，来了一批沈阳高校的知识分子右派，他们要在这里和监狱的刑事犯们一起劳动改造，挖矿山修建铁路。共产党如何改造知识分子？这些右派知识分子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胡杰的镜头还原了这段历史。

许良英是中国知名的物理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曾翻译《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三卷本、1979年）。他年轻时曾被打为右派，晚年追求宪政民主，成为敢言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是在他2013年离世后，他儿子许平撰写的回忆文章。

1950年代末，数十万中国人因批评中国共产党而被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来自云南昆明的200名教师、学生和干部。1957年，他们被送到位于云南弥勒市的国营东风农场，在农村进行了21年的思想改造。这些囚犯亲眼目睹了大跃进。在农村，他们参与了森林砍伐、农业和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导致了 1960 年代初的大饥荒。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从城市知青下乡的年轻人来到了他们的营地，与他们一起劳工。 1978年，这些“右派”人士终于平反并获准离开弥勒市。 通过那些被迫害和流放的人的故事，这部纪录片展示了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和政治运动。导演胡杰收集了数十个与国营东风农场囚犯以及工作人员的采访，讲述了这个漫长而又复杂的故事。这些受访者的亲身经验和记忆不仅揭示了这200名“右派”人士在国营东风农场的生活，也展示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及后果。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一批来自兰州大学的学生也被送到甘肃的武山和天水农村，在那里，他们目睹了共产党大跃进政策导致的大规模饥荒。出于对当局作为的震惊和愤怒，这些学生联合起来出版了一份地下杂志《星火》，揭露大饥荒实情、批判当局的专制独裁。《星火》第一期于1960 年出版，包括九篇文章和一首长诗，揭示了大饥荒惨剧的根源所在，并呼吁人们“放弃幻想，准备战斗”。但当首期《星火》还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时，许多参与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当地人就遭到当局逮捕。《星火》一些主要成员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被处决，其他关键人物也都被判处重刑。 导演胡杰在拍《寻找林昭的灵魂》的时候听说了《星火》杂志，于是开始寻找相关资料。由于影像资料的稀缺，胡杰参考了很多档案。对此，胡杰在一次<a href="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50625/cc25hujie/">采访</a>中说道：“死人不能说话，但有关他们的记录至少可以讲述一些故事。我觉得文字档案有很强的说服力。纪录片必须具有艺术性，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是真实的。当然，对纪录片来说，能有影像资料再好不过，但是拍摄大饥荒的纪录片不可能有影像资料。” 在这部纪录片中，导演胡杰赴武山、天水、兰州等地采访了幸存的《星火》成员、受难成员家属、以及当地农民等。受访者的讲述与《星火》中的文字穿插出现，观众由此得以了解当年这批学生为何决定创办《星火》、作者群的思想来源，以及他们如何在残酷暴政的威胁下通过行动传播自由与民主的思想火种。 该片曾获2014年台湾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华语纪录片评审团特别奖、亚洲竞赛单元优秀奖，以及北京独立电影节独立精神奖。

该片记录了作家张先痴怎样从一个军人成为一个囚犯，又成为一个独立思想作家的经历。这个经历和思想历程正如俄罗斯的作家索尔仁尼琴。片名取自张先痴的书名《格拉古轶事》，带领观众走进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位于四川的一处劳改营。那里呈现了极端环境下的人性和鲜为人知的惨烈历史。片长42分钟，拍摄于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