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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的香港，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沧桑巨变。在经历了“反送中”、新冠疫情、港区国安法、“爱国者治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过后，人们印象中开放、自由的香港，似乎已与我们渐行渐远。曾被称为香港未来“预言书”的独立电影《十年》，也将迎来它诞生的十周年。
《十年》由五部短片——《浮瓜》、《冬蝉》、《方言》、《自焚者》、《本地蛋》集合而成。五部短片虽然独立，但都是对香港“十年”后情景的想象。《十年》于2015年末上映，所以电影预言的“十年”后也就是今年——2025年。可以说，因这样一部电影，2025年注定成为香港历史上一个避不开的参照点。
2015年是雨伞运动后的一年，所以《十年》既是一部作品，也是一场行动。这场行动在2015年，想象、预演十年后的香港——这种想象甚至可以关联到香港2019年的社会运动，因为影片中的想象对于投入社会运动的香港人来说等同于真实，等同于现实。这种想象和预演是为了创造另一种现实的可能，尽管到了2025年，电影中的许多想象变成了现实。
《十年》，在2015年，似乎有着反乌托邦式的夸张与荒诞，而在2020年港区国安法通过后，竟又显得有些保守、天真。
影片传达出的荒诞，也许是2015年很多观众共通的感受，甚至创作者们也故意强调了荒诞感——影片开头黑色屏幕上打出“电影情节纯属个人创作”和“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的字幕。与此同时，影片中的作者性、虚构性有所隐退，呈现出互相冲突取消的虚构性和现实感。于是，影片把虚构抑或真实，想象抑或记录，交给了观众自己选择。
所以，一个了解、身处香港现实的人，会觉得虚构的《十年》比现实的纪录片还要真实；而隔岸观火的，可能会觉得它“完全荒诞”、“宣扬绝望”（《环球时报》评论《十年》的用词）。
来到2025年再看《十年》，当想象成为了现实，我们才更直观地体会到，这部影片“荒诞”在哪里——本片之所以“荒诞”，不是因为它使用的创作技巧夸张，扭曲了真正的现实，而正是因为它自称的“虚构”，却成为了人们正在生存于其中的现实。
这种荒诞并不是艺术或文学的想象，而是源自于现实本身。对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很多人来说，这种现实的荒诞感，也许已经成为习惯的生存处境（如新冠疫情管控下的种种荒谬）。而对于香港来说，这种荒诞是全新的、露骨的，也是尖锐和凌厉的。或许正因如此，《十年》的创作者们因为对香港的危机有着更敏锐、更前瞻的洞察，才能构建出对当时大部分人来说还属于虚构的现实。这种洞察，准确地判断了香港政治的走向，并勾勒出香港在十年后——2025年——失去自由后的轮廓。
《十年》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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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介绍，只含微量剧透。）
香港政治最激烈的一面，要属街头的抗争与强权的镇压。《自焚者》的灵感，来源于2014年的雨伞运动，但短片以更为激进的“香港独立”思潮为切入点，仿佛创作者早已预料到，在威权统治下，会有越来越多香港人倾向于更为激烈的抗争。在2020年港区国安法生效前，“香港独立，唯一出路”也确实一度成为香港人示威的高频口号。随着国安法的到来，只是说出那八字的口号，都要因言获罪，难免牢狱之灾。《自焚者》中短暂的催泪烟中警察镇压的场景，在今天让人首先想到已不是2014的雨伞运动，而是2019的“反送中”。而“自焚者”本身——即为抗议香港政治黑暗而献身的人——也随着香港青年梁凌杰于2019年6月15日的纵身一跃而成为现实。
对香港来说，仅次于强权的镇压，是强权的渗透。另一部短片《浮瓜》中，仅2020年的时间点和“国安法”三个字，大概就足以让观众冒出冷汗，因为港区国安法，正是在2020年通过并实行的。影片中想象的，是政权将如何制造恐惧，让香港人“越怕越好”，以推动国安法立法。而现实中，2019年的香港民众并没有因为催泪弹、滥捕、“七二一”、“八三一”等威胁而恐惧，反而是政权对民众的政治诉求越来越怕，才强力推动国安法。
短片《本地蛋》想象的，是新生于香港的审查制度。短片中，穿着类似红卫兵的“儿童军”四处巡逻，连“本地”这个词语都成为禁词，“香港”二字则不是禁词。谁知现实比想象还荒谬：“香港”一词在香港都开始成为敏感词，2021年香港渣打马拉松上，“香港加油”都成为了禁语。短片中的“儿童军”有一个禁词的清单，而现实中的“美丽新香港”，虚虚实实的红线下审查与自我审查的氛围，甚至比习惯于红线、审查与自我审查的中国大陆更加肃杀。
《方言》，顾名思义，预言的是粤语在香港的边缘化。近年来的香港，粤语地位有所降低，普通话存在感渐渐提高。随着中国大陆相对经济地位的提高，这种变化本身也许无可厚非，甚至难以避免。《方言》所惧怕的，并不是语言地位的自然演变，而是官方对普通话的强行推广。十年后的今天，尽管自上而下的普通话推广还没有达到《方言》中想象的程度，《方言》的寓意是准确的——由香港人母语地位的下降，影射香港人自身的失语。现实中，香港人的母语还在，但高度自治早已名存实亡。
《冬蝉》大概是五部短片中最抽象难懂的，也是唯一一部看似与香港社会现实脱节的。影片聚焦于制作标本的一对恋人，而片中的男主角最后要求他的伴侣将自己制作成标本。女主对此反应激烈，因为标本是对死者生命形体的保存，而不是对生者生命的毁坏。男主反问：“那我呢？我是消亡中还是活生生的？”这部短片可以看作是对整部电影的创作动机以及意义阐释的自指：影像本身是记录，而记录过的就是已经存在过的，也是已经“消亡的”；而《十年》又是在记录“活生生”的，在记录“未来”——因为真正的十年后，也就是2025年，这种“记录”可能已经无法存在——于是在2015年，在香港还“活生生”的时候，《十年》的创作者们制作了香港的“标本”。
《十年》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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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所表达的，是一种在威权统治逼近下的政治抑郁。这种抑郁感，大陆人应该并不陌生，只是在大陆的文艺作品中看不到《十年》中直白的表达——大陆派到香港的官员密谋暴力事件让港人“越怕越好”，“香港独立”的理论和标语占据银幕的中心，穿着类似红卫兵的“儿童军”对民众进行思想管控。这种抑郁，是对自身的境遇和国家的前途感到的无力和悲观，甚至绝望。在这种黑暗中，历史好似已经终结，太阳不会再度升起，任何努力好像都是没有用的，任何反抗好像只是自讨苦吃。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用《十年》表达这种抑郁感有什么用呢？在2025年，众多香港人参与的反二十三条、反国教、雨伞运动和“反送中”，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行动者面对现实感受到的无力与无用，《自焚者》中的一句话都给出明确的回应，即“唔睇得唔得，係睇啱唔啱”——“不要看行不行，要看对不对”。这句话，虽出自片中虚构的支持香港独立的运动领袖之口，但也解释了所有参与社会运动、争取社会公义的香港人的选择。抗争的香港人所追求的，是正义——我们选择去做一件事，不会去在意有没有希望，会不会成功，而是因为做这件事本身是对的。
从雨伞运动，到“反送中”，再到“五大诉求”，甚至到“香港人，报仇！”，香港民众都是为了追求更公正的社会制度，或是防止、纠正在一个开放、自由社会中频频发生的不公正。（熟悉中国民间侠客故事的人，应该会知道，“报仇”是面对强权或暴力造成的极端不公，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人类本能的正义选择。）
不过，在中国大陆，被统治的经验警告人们，任何以政权的地位或威权的利益为代价而争取正义的努力，往往都如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一般，不仅得不到正义，更有可能被权力碾压得粉身碎骨。这种生存经验，基于几代人的恐惧，让人们对于反对暴力与不公、追求正义的举动，形成了本能的抵触。在一个缺乏正义的制度下生活的人们，只能转而关心自身的物质利益。这种利益，是强权笼罩下，大多数人只被允许看到、只被允许关心的利益。这是获得后也无法保证尊严、无法带来正义的利益。
所谓“正义”与“利益”，也绝非对立的概念。香港人在社会运动中争取的正义，并不是个人物质上的利益——但是由于一些人对这种争取正义的方式的完全陌生和无法理解，他们更愿意相信，上街游行的香港人一定是被境外势力收买了才这样做，否则他们有什么动机呢？——这种一度流行的观点说明，在长期缺乏正义的系统下生存的人们，已经对争取正义的行动如此难以理解，只有编造出获取个人利益作为动机的故事，才能完成自己对香港、对任何争取正义的行动的想象。
其实，香港人所争取的正义，正是一个社会中所有人——尤其是普通公民——利益的最大化。因为，只有正义的社会才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尊严，只有正义的社会才不是弱肉强食的。
香港曾经是一面可以用来参照、反观大陆的镜子。如今虽然香港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标本”，但这个“标本”记录了香港人的抗争历程，保留了香港人的正义观，代表了香港之所以成为过香港的所有东西的集合。我们需要《十年》这样的想象和记录，需要理解香港人争取了什么，如何争取，才能理解什么是正义，才能在个体层面，做出“因为做这件事是对的，所以我一定去做”的选择。只有个体做出正义的选择，社会正义才有可能实现。
近十年的历史，对于香港、中国大陆和世界许多地方追求正义的人们，是一种打击，也是一种磨练。在大陆，看过《十年》的人大概不多，不过《十年》对威权下政治的想象，许多人早已亲身经历，并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近十年里越看越清晰。在香港，《十年》的预言，好像只用了五六年，就已经应验了。香港，和大陆一样，也都好似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
过去的十年如《十年》般悲观、黑暗，但这绝不代表《十年》将是永恒。今后的十年、五年、甚至一年会发生什么，取决于有没有更多的人开始理解正义，并学会如何追求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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