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香港的新闻业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而其中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就是每年对“六四事件”的纪念报道。在2020年之前，这些报道每年六月初都会出现于各大媒体；而在2020年之后，涉足这一话题已经需要莫大的勇气。
持续不断地回顾和纪念六四，是香港传媒曾经的重要传统。这桩发生在两千公里之外的事件，也影响了一整个世代的香港记者。
1989年春夏之交的京城，在广场上、人群中，来自香港的记者是一支特殊的力量。他们不像内地的记者那样面临重重束缚，只能在夹缝中寻求突破；又不似西方媒体记者始终是在报道一个遥远东方国度的“他们的故事”。和学生们一样黄皮肤、黑眼睛的香港记者，将这场学生运动不仅视为报道的对象，也看成了真正的“自己人的事情”。
由64名曾赴京采访1989年学生运动的香港记者撰写的《人民不会忘记：八九民运实录》当中，就直接记录了他们既是新闻工作者、又身为中国人的纠结心态——“在民族前途，大是大非的重要关头，如何能够使自己置之度外、保持冷静呢？”
当时，香港尚未回归，仍是英国殖民地。但是，香港记者们深知，这场学生运动的命运，和香港新闻界，乃至整个香港日后的命运都可谓息息相关。
现场与记忆
如今已经很难想象，当年的香港记者对于北上报道1989年的学生运动有多么强烈的热情。《人民不会忘记》一书中记载：除了被香港各家媒体机构正式派往北京的记者之外，还有不少香港记者“自掏腰包，不理家人和报馆禁令，赶赴北京作‘历史见证人’。”这些自费前往北京的记者“最多时达数十之众”。
在北京，香港记者的数百双眼睛见证了许多具体的历史场景，有激动和振奋的时刻，更有恐怖与伤心的景象。他们不仅在当时通过文字、广播、电视等形式记录下了这些场景，而且在此后的三十年里，不断地回忆和再现这些场景。正是当时的记录和后来的回忆，在很大程度上让六四成为整个香港持久关心的话题与集体记忆。
时任《星岛日报》记者的蔡淑芳，是当时最后一位撤出天安门广场的香港记者，她甚至在广场上写下了遗书。蔡淑芳后来出版了《广场活碑：一个香港女记者眼中的六四血光》一书，将自己的采访和之后的感怀结成集子。“活碑”这个比喻，恰好也总结了香港记者作为一个群体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广场活碑》这本书中不仅有对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的专访，也有一个部分专门献给运动中的约两千名社会底层人士。他们有的没有留下姓名，更多的则是只有一两句话的介绍，但这依然是一份珍贵的记录，它显示出这场运动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民主运动，并不只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在“闹事”。而且，这些底层民众可能付出了比学运领袖更加惨重的代价。让他们不被历史遗忘，是这座“广场活碑”的一项重要贡献。
人性与党性
香港记者们不仅在记录历史，也在亲身经历历史。天安门广场清场后，他们为了自身的安全，也只好速速离开北京，而在这个紧张的过程中，记者们遇到了不少彰显人性的时刻。通过记者们后来的讲述，我们得以窥见一二。
例如，在《人民不会忘记》中，当时在亚视担任记者的谢志峰回忆起逃离北京时的场景。1989年6月5日，他和同事乘车赶往机场，不料却遇到数百人堵路。对方问：“你们什么人？”谢志峰紧张地如实回答：“香港记者。”对方又问：“广场上的事，看见了么？”谢回答：“都看见了。”
接下来的一幕，并不是他们因此被扣押或被惩罚，而是对方走上前来跟亚视的记者们说：“你一定要尽快将消息讲出去！我们帮你开路！”
到了机场，惊魂未定的众人又遭遇海关的询问：“你们是不是记者？”谢硬着头皮回答：“是。”海关问“有没有现场录像？”谢如实回答：“有。”
了解了他们身份的海关关员，并没有没收他们的录像胶片，而是在沉默了一秒之后说：“快走！”
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所有的采访素材都要通过实体的方式承载。当时在北京机场，许多人都在默默帮助记者们将素材运往海外。不少普通乘客都参与了这个协助运送的过程，因为大家都希望这些事实被看到、被留在历史当中。
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内地党报编辑记者对运动的参与，体现了他们作为公民的能动性，而不是新闻工作者对政权应有的忠诚。而香港的一家同样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文汇报》同样展现出了类似的精神。正如我们在《血洗京华实录：香港文汇报1989年特刊》当中读到的，《文汇报》的记者们在京现场采访，留下了大量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如实记录了运动的发展和清场的残酷，而这显然是对党的宣传路线的极大违背。
实际上，早在当年5月21日，香港《文汇报》就以开天窗形式发表社论，刊登了“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回应戒严令。该报社社长李子诵、总编辑金尧如、副总编辑程翔后来均被免职，另有约三十名员工支持李社长而先后请辞。
真相与伦理
在讲述六四事件的时候，不少香港记者经常强调的一点是：整个事件太复杂了，而中共的政治又太不透明了，因此谁也没有把握说掌握了全部的真相，只能选择忠实地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东西记录下来，并且期待当更多的信息被拼凑到一起之后，可以更接近真相一些。
在《人民不会忘记》当中，记者们还对当时传播的一些虚假信息（例如“李鹏下台”、“邓小平遭毒死”等）做了列举和反思。可以看出，记者们虽然在事件中都有自己强烈的倾向，但大家清楚，以符合专业伦理的方式去操作是重要的。
记者们将媒体错报虚假信息归结于市场竞争的缘故，并且更进一步，提出了另一项重要反思，那就是记者在这样的运动当中究竟如何自处。
书中这样记录：“随着学生从校园走上街头发动多次游行，北京的知识分子奋起响应，市民情绪高涨，记者也就受感染了。当游行队伍经过时，记者情不自禁地竖起‘V’字型手势致敬，或者将钱掉进学生的募捐钱箱。后来发展成向学生提供报纸，交流外界的讯息；或者自己掏钱请学生吃饭，送香烟给他们抽，与学生建立了友谊。
当五月十三日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静坐，以至后来戒严期间，香港记者几乎都站到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一边。有些记者曾招呼在广场坚守了多天的学生，到自己酒店的房间洗澡、更换衣服；也有些记者曾借出自己的房间让学生领袖开会或休息。部份更出谋献策，与采访对象的关系密切。”
这些对传统意义上记者身份的超越，虽然可以说当时情境下的一种自然发展，但它也令恪守专业主义的记者们警惕和反思。
蔡淑芳在《广场活碑》中也有类似的反思：“因我是来自香港的记者，被热烈招呼加入游行队伍，并受到学生们的保护。当我在首都新闻界的‘新闻自由’、‘要说真话’的横额下，和大伙一起进入示威现场的时候，我已意识到自己既难于抽离现场，又自然而然地卷入他们的行动。我在直接介入事件成为参加游行一分子，和作为记者坚持要作客观中肯报导这两者之间的角色重叠了。也许，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这澎湃的时代洪流里，是无可避免的二而为一，难以置身事外地冷待事态的发展。”
这些对记者采访工作场景的侧面描述，同样是珍贵的历史素材，它揭示出历史记录者常常面对的张力。记录者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以上帝视角俯瞰一切，何况当时正在发生的是攸关许多人性命和民族前途的关键事件。重要的并非刻意假装置身事外，而是既身处其中，又对自身的位置有所反思——这些反思是香港记者对六四的记录和回忆留给我们的额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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